在創業圈，burn rate是創投非常關心的一個指標，表示這公司的燒錢速度，正好是現金流量Cashflow的反意。
在每天的生活中，個人燒錢速度(personal burn rate)，是我最關心的一個數字，首先，我會訂出每個月的消費預算，例如21,000花在一般的消費上。把這個數字除以30就是每日的預算上限:700。
加總每一天的消費，就是每日的燒錢速度在與每日的預算上限做比較。如果燒錢速大於預算上限，就知道明天要小心一點，最好在日曆上標出來超過日子(破財)，改變生活習慣，就可以輕鬆的存到錢了。
2009年9月6日 星期日
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2009年5月9日 星期六
如何利用自己的缺點 From weakness to strength
有次參加了講師訓練，那個美麗的講師提到，必須要利用自己的特色來使演講變的獨一無二。
Joe Wong一個喜劇演員，充分了發揮自己的缺點，發揮到沒有人可以學的來!
想想自己有什麼可以利用的缺點吧 :)
Joe Wong一個喜劇演員，充分了發揮自己的缺點，發揮到沒有人可以學的來!
想想自己有什麼可以利用的缺點吧 :)
2009年4月24日 星期五
兩條路 Two Paths
兩條路
闡述熊彼得(Joseph Sschumpeter，20世紀早期的經濟學家)的理念，每一個時期都有精英，重要的是這些精英必須不時替換。假如美國向其他國家一樣像IMF求助，我會樂觀的看待它的未來。我先前提到的新興市場危機多數被快速的解決並且為後續的強勁復甦讓路。不過這也引出了美國與新興經濟體的推論限制的問題。
新興經濟體只握有少量的財富並且體質都不健全。當它們遭遇麻煩的時候，它們很快就面臨資本不足或者是外匯不足的問題，而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它們必須做艱難的決定，最後，進取的方案被採納。但是美國當然是世界最有力量的國家，富有的難以想像，並且可以用自己的貨幣（可以自己印）償還外債。結果它變的非常固執—就像日本在失落的十年一樣—從未有勇氣做應該做的事，也從未復甦。過去接管與清理銀行是非常明確的方法，現在也變的不那麼準確了。至少沒有IMF的人可以強迫美國去做。
依我的看法，美國面臨兩個可能的未來。第一個是一個接一個銀行的紓困，就像我們在花旗銀行與美國銀行看到的一樣。政府會想要胡亂應付過去然後混亂將會產生。
俄羅斯的財政部長Boris Fyodorov，在過去20年間對抗寡頭、腐敗與濫用權力；他喜歡說混亂與渾沌是權力者的最愛，可以讓他們合法的或非法的獲取東西。當通膨高漲的時候，誰可以說一塊房產真正的價值是多少?當信貸體系是由拜占庭帝國式(缺乏監督)與密室交易的方法支持時，你怎麼知道你沒有被剝削?
我們的未來可以是一個持續混亂的掠奪式金融系統，我們也可以不斷的討論那些寡頭們如何變成強盜，為什麼經濟總是無法快速成長。
第二個可能的情境仍然是無望的開端，並且也有可能就這樣結束。但是它仍然提供了一點重新振作的希望。第二個情境如下：全球的經濟持續的惡化，東歐的銀行體系崩潰—然後因為東歐銀行多數是由西歐銀行所擁有—對於政府償債能力的擔憂擴散到整個歐洲大陸。借貸者受到更多打擊，信心進一步下滑。亞洲經濟體的出口大幅衰退，生產原物料的拉丁美洲與非洲也好不到哪裡去。一個嚴重的衰退的全球經濟局勢迫使已經停滯的美國經濟倒下。美國政府現在用於預算的成長率數字看起來變的不切實際，並且美國財政部正在對銀行進行的”壓力測試”開始變成了一個笑話。
在這種程度的壓力下並且面臨國家與全球的崩潰，眾人的思想才會變的更為一致。
在那些精英的一般觀念裡，現在的衰退不可能會跟過去的經濟大蕭條一樣嚴重。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現在我們面對的可能會比經濟大蕭條更嚴重—因為現在的世界是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銀行體系現在變的如此的巨大。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所有國家都同時面臨衰退、個人與公司的信心都降低還有政府財政的問題。假如我們的領導者能夠認知到可能的結果，我們就能夠看到針對銀行體系的改革與就有金融寡頭的解體。讓我們希望到時不會已經太遲了。
全文完(6/6)
闡述熊彼得(Joseph Sschumpeter，20世紀早期的經濟學家)的理念，每一個時期都有精英，重要的是這些精英必須不時替換。假如美國向其他國家一樣像IMF求助，我會樂觀的看待它的未來。我先前提到的新興市場危機多數被快速的解決並且為後續的強勁復甦讓路。不過這也引出了美國與新興經濟體的推論限制的問題。
新興經濟體只握有少量的財富並且體質都不健全。當它們遭遇麻煩的時候，它們很快就面臨資本不足或者是外匯不足的問題，而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它們必須做艱難的決定，最後，進取的方案被採納。但是美國當然是世界最有力量的國家，富有的難以想像，並且可以用自己的貨幣（可以自己印）償還外債。結果它變的非常固執—就像日本在失落的十年一樣—從未有勇氣做應該做的事，也從未復甦。過去接管與清理銀行是非常明確的方法，現在也變的不那麼準確了。至少沒有IMF的人可以強迫美國去做。
依我的看法，美國面臨兩個可能的未來。第一個是一個接一個銀行的紓困，就像我們在花旗銀行與美國銀行看到的一樣。政府會想要胡亂應付過去然後混亂將會產生。
俄羅斯的財政部長Boris Fyodorov，在過去20年間對抗寡頭、腐敗與濫用權力；他喜歡說混亂與渾沌是權力者的最愛，可以讓他們合法的或非法的獲取東西。當通膨高漲的時候，誰可以說一塊房產真正的價值是多少?當信貸體系是由拜占庭帝國式(缺乏監督)與密室交易的方法支持時，你怎麼知道你沒有被剝削?
我們的未來可以是一個持續混亂的掠奪式金融系統，我們也可以不斷的討論那些寡頭們如何變成強盜，為什麼經濟總是無法快速成長。
第二個可能的情境仍然是無望的開端，並且也有可能就這樣結束。但是它仍然提供了一點重新振作的希望。第二個情境如下：全球的經濟持續的惡化，東歐的銀行體系崩潰—然後因為東歐銀行多數是由西歐銀行所擁有—對於政府償債能力的擔憂擴散到整個歐洲大陸。借貸者受到更多打擊，信心進一步下滑。亞洲經濟體的出口大幅衰退，生產原物料的拉丁美洲與非洲也好不到哪裡去。一個嚴重的衰退的全球經濟局勢迫使已經停滯的美國經濟倒下。美國政府現在用於預算的成長率數字看起來變的不切實際，並且美國財政部正在對銀行進行的”壓力測試”開始變成了一個笑話。
在這種程度的壓力下並且面臨國家與全球的崩潰，眾人的思想才會變的更為一致。
在那些精英的一般觀念裡，現在的衰退不可能會跟過去的經濟大蕭條一樣嚴重。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現在我們面對的可能會比經濟大蕭條更嚴重—因為現在的世界是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銀行體系現在變的如此的巨大。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所有國家都同時面臨衰退、個人與公司的信心都降低還有政府財政的問題。假如我們的領導者能夠認知到可能的結果，我們就能夠看到針對銀行體系的改革與就有金融寡頭的解體。讓我們希望到時不會已經太遲了。
全文完(6/6)
2009年4月21日 星期二
出路 The Way Out
譯序
Simon John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經金會(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baselinescenario.com是他的Blog。
這篇文章於2009年四月初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廣大的迴響，細讀之後，發現這絕對是當代的重要文獻。文中Johnson教授以親身的經驗，來剖析本次金融危機的開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觀念，特將此文翻譯，歡迎大家轉寄。越多人能了解，我們就能越早越和平的度過本次的危機。
出路
當我們只專注在當前的金融危機（不去管廣泛經濟面的問題），我們面臨兩個主要且互相影響的問題。第一，病重的銀行將會把財政刺激所引起的復甦抵銷掉。第二，金融業在政治上的力量，給予了它們在公共政策上的否決權，即使已經失去了大眾的支持。
大型銀行似乎在金融危機開始後才得到政治上的力量。當金融系統那麼脆弱的時候，一個大型銀行的失敗可能會導致比平時更大的災難，雷曼兄弟相對於花旗銀行或者是美國銀行仍算是較小的金融機構。這些銀行在華盛頓敲定交易的時候也在散播這種恐懼。美國銀行警告政府，它可能無法完成並購美林的交易後，他收到了它的第二份紓困資金，財政部不想預計交易無法完成的景象。
美國現在面臨的挑戰對於IMF的人來說已經很熟悉了。假如你把國家的名稱遮住，只把數據顯露出來，毫無疑問的在IMF工作的人會說：把那些問題銀行國有化並且有必要的話分拆它們。
當然，從某些方面來講，政府已經控制了銀行體系。政府保證了大型銀行的負債，這也是它們現在唯一能獲得資金的管道。同時，聯準會擔負起了私人銀行應該提供經濟活動信貸的腳色。但是聯準會能做的仍然有限，消費者與公司仍然依賴銀行提供貸款，而銀行現在由於缺少資產負債表與缺乏誘因去放貸。政府也對誰去經營銀行與他們怎麼經營沒有實質掌控權。
銀行最根本的問題是它們在證券與貸款上所承受的巨大損失。但它們不想要全部認列這些損失，因為那將會把它們推入資不抵債的境地。所以它們使用拖延戰術並且要求施捨，這些施捨不夠它們恢復健康（再者，它們也不願意公佈它們到底需要多少援助）但是卻足夠讓它們再存活久一點。這種行為是具有腐蝕性的，不健康的銀行不是不願意借款（儲藏資金當作儲備）就是它們會把資本賭在高風險的貸款或投資上，期望獲得超額報酬，不過有可能完全不會獲得報酬。不管哪種行為，經濟將會繼續受挫，銀行的資產也會繼續損失—惡性循環因此產生。
要打破這種循環，政府必須要強迫銀行正視它們自身問題的嚴重性。根據IMF的了解（美國政府過去也在數個新興經濟體上有所堅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銀行收歸國有化。反而，財政部嘗試一間接一間銀行提出紓困案就像是銀行握有所有的籌碼一樣，財政部扭曲了每一次的協議，來使的政府的所有權達到最小化，並且發假誓說政府有權力影響銀行的策略與營運。
國有化並不代表永遠的由國家所有。IMF的建議會是增加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規模。FDIC的介入基本就代表了一個政府控管的銀行破產程序。它將會允許政府踢除現有的股東，替換失敗的管理階層，清理資產負債表然後再把銀行賣給私人投資者。這樣做最主要的好處是立即承認損失並且在變的更嚴重之前就把問題解決。
政府必須審視資產負債表並且挑出哪些銀行無法存活過嚴重的衰退。這些銀行必須面臨抉擇：把你的資產減值至它們真實的價值並且在30天內增加資本或者是被政府接管。政府將會把接收的銀行進行資產減值—認清現實—然後把這些資產轉移到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然後進行資產清理嘗試為納稅人取回一些殘值（就像是RTC在1980年代的存貸危機中所做的一樣）。銀行剩餘的部分—乾淨且有能力再次進行借貸的部分，也是被其他貸款者與投資者信任—可以再被賣出。
根據IMF的數據，清理巨型銀行將會是很複雜的也會花費納稅人很多錢，長期來看，要清理銀行體系可能要花費1.5兆美元（10%的美國GDP）。只有有決定性的政府行動—全面清理。這也許像是下重藥，但是實際上，雖然是必須的卻也是不夠有效的。美國面臨的第二個問題—金融寡頭的權力—是與信貸危機同樣重要的。IMF針對這個問題的建議將會很簡單—打破金融寡頭的狀態。
巨大化的機構會不對稱的影響公共政策；我們現有的主要銀行透過”大到不能倒”來獲取它們的權力。國有化與再次私有化並不會改變這種狀態，當我們把導致危機的現有銀行人士替換之後，新進的經營階層仍然會取得權力，金融寡頭也只是換了個名字而已。
理想上，大型銀行應該要依據地區或功能被分拆成中型銀行。但是實際上執行會有困難，因為我們都想盡快的賣出銀行所以它們只能以一個整體被賣出，不過可以附加條件要求，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那些被賣出的銀行必須被分拆。仍然由私人所握有的銀行也必須受到規模上的限制。
這似乎看起來像是武斷且冷酷的手段，但這是限制一個重要產業中私人機構的權力的最好方法。當然有人會抱怨在一個分散的銀行體系中效率成本會增加，而且這種成本是真的會發生。然而，當大到不能倒的銀行—一個金融自我毀滅性武器—倒閉的時候的成本也是。任何東西大到不能倒的時候也是大到不應該存在的時候。
為了確保有系統的銀行分拆與避免危險的大怪獸再度出現，我們也需要全面檢視反壟斷法。反壟斷法是100多年以前創立的，旨在對抗工業性的壟斷，已經不適用於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現在金融業的問題不是單一銀行有足夠的市佔率可以影響價格；而是單一機構或者一群相關聯的機構破產的時候會拖垮整個經濟。歐巴馬政府的財政刺激計畫與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相似，但是我們需要的是模仿老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的反壟斷。
針對管理階層的薪籌限制有點民粹主義的味道，但卻可以回復政治上的權力平衡也可以阻止新的金融寡頭形成。華爾街的主要吸引力是在那裡可以賺到巨量的金錢—對一般人與對政府官員都相同。限制薪籌可以降低金融業的吸引力並且使它更像一般其他產業。
完全的限制薪籌在長期來看是不方便的；而且目前多數的報酬是發放在不受監管的私人對沖基金與私人股權投資公司，所以要降低薪籌並不能簡單成事。解決方案也應該納入監管與稅務方案。長期來看，主要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更多的透明度與競爭—金融業的收費應該會因此降低。對於那些擔心金融業會出走到其他國家的人，我們可以回答他們：沒關係。
兩條路
待續(5/6)
Simon John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經金會(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baselinescenario.com是他的Blog。
這篇文章於2009年四月初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廣大的迴響，細讀之後，發現這絕對是當代的重要文獻。文中Johnson教授以親身的經驗，來剖析本次金融危機的開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觀念，特將此文翻譯，歡迎大家轉寄。越多人能了解，我們就能越早越和平的度過本次的危機。
出路
當我們只專注在當前的金融危機（不去管廣泛經濟面的問題），我們面臨兩個主要且互相影響的問題。第一，病重的銀行將會把財政刺激所引起的復甦抵銷掉。第二，金融業在政治上的力量，給予了它們在公共政策上的否決權，即使已經失去了大眾的支持。
大型銀行似乎在金融危機開始後才得到政治上的力量。當金融系統那麼脆弱的時候，一個大型銀行的失敗可能會導致比平時更大的災難，雷曼兄弟相對於花旗銀行或者是美國銀行仍算是較小的金融機構。這些銀行在華盛頓敲定交易的時候也在散播這種恐懼。美國銀行警告政府，它可能無法完成並購美林的交易後，他收到了它的第二份紓困資金，財政部不想預計交易無法完成的景象。
美國現在面臨的挑戰對於IMF的人來說已經很熟悉了。假如你把國家的名稱遮住，只把數據顯露出來，毫無疑問的在IMF工作的人會說：把那些問題銀行國有化並且有必要的話分拆它們。
當然，從某些方面來講，政府已經控制了銀行體系。政府保證了大型銀行的負債，這也是它們現在唯一能獲得資金的管道。同時，聯準會擔負起了私人銀行應該提供經濟活動信貸的腳色。但是聯準會能做的仍然有限，消費者與公司仍然依賴銀行提供貸款，而銀行現在由於缺少資產負債表與缺乏誘因去放貸。政府也對誰去經營銀行與他們怎麼經營沒有實質掌控權。
銀行最根本的問題是它們在證券與貸款上所承受的巨大損失。但它們不想要全部認列這些損失，因為那將會把它們推入資不抵債的境地。所以它們使用拖延戰術並且要求施捨，這些施捨不夠它們恢復健康（再者，它們也不願意公佈它們到底需要多少援助）但是卻足夠讓它們再存活久一點。這種行為是具有腐蝕性的，不健康的銀行不是不願意借款（儲藏資金當作儲備）就是它們會把資本賭在高風險的貸款或投資上，期望獲得超額報酬，不過有可能完全不會獲得報酬。不管哪種行為，經濟將會繼續受挫，銀行的資產也會繼續損失—惡性循環因此產生。
要打破這種循環，政府必須要強迫銀行正視它們自身問題的嚴重性。根據IMF的了解（美國政府過去也在數個新興經濟體上有所堅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銀行收歸國有化。反而，財政部嘗試一間接一間銀行提出紓困案就像是銀行握有所有的籌碼一樣，財政部扭曲了每一次的協議，來使的政府的所有權達到最小化，並且發假誓說政府有權力影響銀行的策略與營運。
國有化並不代表永遠的由國家所有。IMF的建議會是增加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規模。FDIC的介入基本就代表了一個政府控管的銀行破產程序。它將會允許政府踢除現有的股東，替換失敗的管理階層，清理資產負債表然後再把銀行賣給私人投資者。這樣做最主要的好處是立即承認損失並且在變的更嚴重之前就把問題解決。
政府必須審視資產負債表並且挑出哪些銀行無法存活過嚴重的衰退。這些銀行必須面臨抉擇：把你的資產減值至它們真實的價值並且在30天內增加資本或者是被政府接管。政府將會把接收的銀行進行資產減值—認清現實—然後把這些資產轉移到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然後進行資產清理嘗試為納稅人取回一些殘值（就像是RTC在1980年代的存貸危機中所做的一樣）。銀行剩餘的部分—乾淨且有能力再次進行借貸的部分，也是被其他貸款者與投資者信任—可以再被賣出。
根據IMF的數據，清理巨型銀行將會是很複雜的也會花費納稅人很多錢，長期來看，要清理銀行體系可能要花費1.5兆美元（10%的美國GDP）。只有有決定性的政府行動—全面清理。這也許像是下重藥，但是實際上，雖然是必須的卻也是不夠有效的。美國面臨的第二個問題—金融寡頭的權力—是與信貸危機同樣重要的。IMF針對這個問題的建議將會很簡單—打破金融寡頭的狀態。
巨大化的機構會不對稱的影響公共政策；我們現有的主要銀行透過”大到不能倒”來獲取它們的權力。國有化與再次私有化並不會改變這種狀態，當我們把導致危機的現有銀行人士替換之後，新進的經營階層仍然會取得權力，金融寡頭也只是換了個名字而已。
理想上，大型銀行應該要依據地區或功能被分拆成中型銀行。但是實際上執行會有困難，因為我們都想盡快的賣出銀行所以它們只能以一個整體被賣出，不過可以附加條件要求，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那些被賣出的銀行必須被分拆。仍然由私人所握有的銀行也必須受到規模上的限制。
這似乎看起來像是武斷且冷酷的手段，但這是限制一個重要產業中私人機構的權力的最好方法。當然有人會抱怨在一個分散的銀行體系中效率成本會增加，而且這種成本是真的會發生。然而，當大到不能倒的銀行—一個金融自我毀滅性武器—倒閉的時候的成本也是。任何東西大到不能倒的時候也是大到不應該存在的時候。
為了確保有系統的銀行分拆與避免危險的大怪獸再度出現，我們也需要全面檢視反壟斷法。反壟斷法是100多年以前創立的，旨在對抗工業性的壟斷，已經不適用於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現在金融業的問題不是單一銀行有足夠的市佔率可以影響價格；而是單一機構或者一群相關聯的機構破產的時候會拖垮整個經濟。歐巴馬政府的財政刺激計畫與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相似，但是我們需要的是模仿老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的反壟斷。
針對管理階層的薪籌限制有點民粹主義的味道，但卻可以回復政治上的權力平衡也可以阻止新的金融寡頭形成。華爾街的主要吸引力是在那裡可以賺到巨量的金錢—對一般人與對政府官員都相同。限制薪籌可以降低金融業的吸引力並且使它更像一般其他產業。
完全的限制薪籌在長期來看是不方便的；而且目前多數的報酬是發放在不受監管的私人對沖基金與私人股權投資公司，所以要降低薪籌並不能簡單成事。解決方案也應該納入監管與稅務方案。長期來看，主要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更多的透明度與競爭—金融業的收費應該會因此降低。對於那些擔心金融業會出走到其他國家的人，我們可以回答他們：沒關係。
兩條路
待續(5/6)
2009年4月18日 星期六
恐懼是你的好朋友 fear is your friend
在這場2008年的演講裡面，Tim Ferriss，一周工作四小時的作者，提到
恐懼是你的好朋友恐懼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告訴你該做的事情。他舉了三個例子，第一件事，因為兒時的經歷，讓他不敢游泳，20年後，他選擇去面對自己的恐懼，學習游泳，直到學習了Total Immerse(魚式游泳)後，對於游泳有了正確的認識，20分鐘之內，愛上了游泳。我自己也是total immerse的成功案例，這樣的經驗讓我知道，一定要用正確的方法做事。以上的演講裡面有示範的片段。
永遠去找你最害怕的事情，因為你會學到最多。
2009年4月17日 星期五
美國金融寡頭與金融危機 America’s Oligarch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譯序
Simon John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經金會(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baselinescenario.com是他的Blog。
這篇文章於2009年四月初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廣大的迴響，細讀之後，發現這絕對是當代的重要文獻。文中Johnson教授以親身的經驗，來剖析本次金融危機的開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觀念，特將此文翻譯，歡迎大家轉寄。越多人能了解，我們就能越早越和平的度過本次的危機。
美國金融寡頭與金融危機
那些金融寡頭與幫助他們的政府政策並不是去年導致金融危機的唯一原因。像是過度舉債與寬鬆的放款標準都是幫兇。主要的商業與投資銀行與對沖基金是房市與股市泡沫的主要受益者，他們的收益來自衍生於一小撮實體資產的龐大交易量。每一次一項貸款被賣出、包裝、證券化與再賣出，銀行都可以收取交易費，對沖基金購入這些商品並壯大，以收取高額的管理費。
因為每個人都變的更富有了，國家的經濟也嚴重的依賴房地產與金融業的成長，在華盛頓沒有人有任何誘因去質疑事情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反而，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與布希總統持續的堅持經濟基本面是健全的，而複雜的證券化商品與信用違約交換的快速成長是一個健全經濟的證據，因為風險被安全的分散了。
在2007年夏天，過度擴張的徵兆開始出現。在過去的快速擴張中，太多的負債產生，即使是一個小的經濟上的錯誤就可以造成巨大的問題；次級貸款違約率的上升就是這個小的經濟上的錯誤。自此以後，從過去新興市場危機的觀點來看，聯邦政府與金融業表現的與大家期待的完全一樣。
現在在多數美國人的眼中，過去金融業的貴族們被赤裸裸的檢視就如同政府領導人與策略分析師一樣。但是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之後，這些金融業的精英重拾他們經濟天之嬌子的地位，儘管他們製造了許多破壞。
美林的執行長，Stanley O’Neal，在2005與2006年的高峰期大力介入了貸款證券化的市場；在2007年10月，他說“追根究底就是我們—我—在次級貸市場曝險過多是錯誤的，我們被缺乏流動性的市場打擊。沒有人比我更為這種結果感到灰心。”O’Neal在2006年拿走0.14億美元的紅利；2007年，他從美林離開時拿走了價值1.62億美元的離職配套。當然現在並不值那麼多錢了。
在去年10月，美林的最後一任CEO，John Thain，被報導他向董事會施壓要求3千萬美元的紅利，後來在12月時減少要求至1千萬美元；不過在華爾街日報揭露之後，在強大的抗議聲中，他後來撤回他的要求。美林整體也沒好到哪裡去，因為擔心美國銀行2009年1月入主後紅利將會被減少，他們提前至12月發放總值40億美元的紅利。在政府對金融業注入2430億美元紓困金之後，華爾街去年發放了180億美元的紅利給位於紐約的員工。
在金融的動盪中，政府必須快速並全力做出反應。在這次的事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不確定性，不確定主要的大銀行是否有能力還債。半調子的措施與等待並無法終止不確定性的存在。做出回應的時間愈長，不確定性的因素會妨礙信貸、破壞消費者信心與阻礙經濟成長，最終會愈來愈難解決。到現在為止，政府對金融危機的因應仍然是延遲的、缺乏透明度並且不願意觸犯金融業。
到目前為止，政府的措施像是因應事件產生：當一個主要的金融機構發生問題，財政部與聯準會就會在週末擬定一個紓困方案並且在周一宣布，然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在2008年3月，Bear Stearns被賣給摩根大通銀行，被認為這是給摩根大通的一項贈禮。（Jamie Dimon，JP Morgan的執行長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董事，他與財政部一起完成了此項交易）。在去年9月，我們看到了美林被賣給美國銀行，針對AIG的第一次紓困還有華盛頓互惠銀行賣給摩根大通，這些交易都是由政府當作中間人。在去年10月份，9家大銀行在華盛頓舉行的秘密會議之後受到了再注資。然後，更多的紓困針對花旗銀行、AIG、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再次)與AIG(再次)。
其中一些交易針對當時狀況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哪一方的獲益，如何獲益仍不清楚。財政部與聯準會並不是依據任何公開的處理原則來行事，反而是提出一個交易然後宣稱在當時情況那是最好的方法。這是深夜密室的交易，就是這麼單純與簡單。
在這場危機之中，政府非常小心的不去觸犯金融機構的利益或者是去質疑把我們帶到這種地步的系統的基礎架構。在2008年9月，Henry Paulson要求國會撥款7000億美元去向銀行購買有毒資產，並且不能對他的買入決定有任何限制與檢視。許多觀察家質疑這個目的是出高價向銀行買這些資產並且把問題從銀行手中移開，確實，用高價購買有毒資產是能幫助銀行的唯一方法。不過這個計畫後來被擱置，也許是因為完全無法讓此方案在政治上被接受。
這些錢後來被用於注資銀行，購買銀行的股份。當危機更為嚴重而金融機構需要共多幫助的時候，政府利用各種愈來愈創新的方法來資助銀行，這些方法也變的愈來愈難被一般大眾所了解。針對AIG的第一次紓困是對納稅者比較有利的，不過後來跟隨了三個對AIG比較有利的紓困方案。針對花旗銀行的第二次紓困與對美國銀行的紓困案包含了複雜的資產保證與提供它們低於市價的保險費率。在二月份，第三次針對花旗銀行的紓困案是把政府持有的特別股轉換為普通股的轉換價格定在比市價高出許多—這是個連許多華爾街日報的讀者都會漏讀的資助方案。而且財政部持有的可轉換特別股的轉換權力是在銀行手中，而不是財政部。
最近的紓困計畫—提供廉價的貸款給對沖基金或其他投資人讓他們可以偏高的價格從銀行手中購買有毒資產—是大大的被金融業影響所制定的，而且財政部也不避諱。當Neel Kashkari，一位在Henry Paulson與 Tim Geithner手下做事的資深財政部官員也是出身高盛，告訴國會，”我們收到私人投資者的計畫說，’我們有閒置資金；我們要買銀行的有毒資產’。然後這個計畫可以讓他們開始購買：”藉由結合政府資本—納稅人的資本—與私人投資者的資金並且提供融資，你可以讓這些投資者以一個投資者與銀行都認為合理的價格去購買那些資產。”Kashkari並未提到對第三方合不合理；第三方是納稅人。
就算不提是否對納稅人公平與否，政府的這個方法會有很大的麻煩，因為在金融業做事的方法必須變革的時候，去改變他們傳統的做事習慣是不適當的。一位不具名的資深銀行人士在去年秋天告訴紐約時報，Hank Paulson給我們多少錢並不重要，在經濟轉好之前沒有人會借出一塊錢。”但是沒有健全且願意借貸的銀行經濟也不會好轉。
出路
待續(4/6)
Simon John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經金會(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baselinescenario.com是他的Blog。
這篇文章於2009年四月初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廣大的迴響，細讀之後，發現這絕對是當代的重要文獻。文中Johnson教授以親身的經驗，來剖析本次金融危機的開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觀念，特將此文翻譯，歡迎大家轉寄。越多人能了解，我們就能越早越和平的度過本次的危機。
美國金融寡頭與金融危機
那些金融寡頭與幫助他們的政府政策並不是去年導致金融危機的唯一原因。像是過度舉債與寬鬆的放款標準都是幫兇。主要的商業與投資銀行與對沖基金是房市與股市泡沫的主要受益者，他們的收益來自衍生於一小撮實體資產的龐大交易量。每一次一項貸款被賣出、包裝、證券化與再賣出，銀行都可以收取交易費，對沖基金購入這些商品並壯大，以收取高額的管理費。
因為每個人都變的更富有了，國家的經濟也嚴重的依賴房地產與金融業的成長，在華盛頓沒有人有任何誘因去質疑事情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反而，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與布希總統持續的堅持經濟基本面是健全的，而複雜的證券化商品與信用違約交換的快速成長是一個健全經濟的證據，因為風險被安全的分散了。
在2007年夏天，過度擴張的徵兆開始出現。在過去的快速擴張中，太多的負債產生，即使是一個小的經濟上的錯誤就可以造成巨大的問題；次級貸款違約率的上升就是這個小的經濟上的錯誤。自此以後，從過去新興市場危機的觀點來看，聯邦政府與金融業表現的與大家期待的完全一樣。
現在在多數美國人的眼中，過去金融業的貴族們被赤裸裸的檢視就如同政府領導人與策略分析師一樣。但是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之後，這些金融業的精英重拾他們經濟天之嬌子的地位，儘管他們製造了許多破壞。
美林的執行長，Stanley O’Neal，在2005與2006年的高峰期大力介入了貸款證券化的市場；在2007年10月，他說“追根究底就是我們—我—在次級貸市場曝險過多是錯誤的，我們被缺乏流動性的市場打擊。沒有人比我更為這種結果感到灰心。”O’Neal在2006年拿走0.14億美元的紅利；2007年，他從美林離開時拿走了價值1.62億美元的離職配套。當然現在並不值那麼多錢了。
在去年10月，美林的最後一任CEO，John Thain，被報導他向董事會施壓要求3千萬美元的紅利，後來在12月時減少要求至1千萬美元；不過在華爾街日報揭露之後，在強大的抗議聲中，他後來撤回他的要求。美林整體也沒好到哪裡去，因為擔心美國銀行2009年1月入主後紅利將會被減少，他們提前至12月發放總值40億美元的紅利。在政府對金融業注入2430億美元紓困金之後，華爾街去年發放了180億美元的紅利給位於紐約的員工。
在金融的動盪中，政府必須快速並全力做出反應。在這次的事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不確定性，不確定主要的大銀行是否有能力還債。半調子的措施與等待並無法終止不確定性的存在。做出回應的時間愈長，不確定性的因素會妨礙信貸、破壞消費者信心與阻礙經濟成長，最終會愈來愈難解決。到現在為止，政府對金融危機的因應仍然是延遲的、缺乏透明度並且不願意觸犯金融業。
到目前為止，政府的措施像是因應事件產生：當一個主要的金融機構發生問題，財政部與聯準會就會在週末擬定一個紓困方案並且在周一宣布，然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在2008年3月，Bear Stearns被賣給摩根大通銀行，被認為這是給摩根大通的一項贈禮。（Jamie Dimon，JP Morgan的執行長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董事，他與財政部一起完成了此項交易）。在去年9月，我們看到了美林被賣給美國銀行，針對AIG的第一次紓困還有華盛頓互惠銀行賣給摩根大通，這些交易都是由政府當作中間人。在去年10月份，9家大銀行在華盛頓舉行的秘密會議之後受到了再注資。然後，更多的紓困針對花旗銀行、AIG、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再次)與AIG(再次)。
其中一些交易針對當時狀況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哪一方的獲益，如何獲益仍不清楚。財政部與聯準會並不是依據任何公開的處理原則來行事，反而是提出一個交易然後宣稱在當時情況那是最好的方法。這是深夜密室的交易，就是這麼單純與簡單。
在這場危機之中，政府非常小心的不去觸犯金融機構的利益或者是去質疑把我們帶到這種地步的系統的基礎架構。在2008年9月，Henry Paulson要求國會撥款7000億美元去向銀行購買有毒資產，並且不能對他的買入決定有任何限制與檢視。許多觀察家質疑這個目的是出高價向銀行買這些資產並且把問題從銀行手中移開，確實，用高價購買有毒資產是能幫助銀行的唯一方法。不過這個計畫後來被擱置，也許是因為完全無法讓此方案在政治上被接受。
這些錢後來被用於注資銀行，購買銀行的股份。當危機更為嚴重而金融機構需要共多幫助的時候，政府利用各種愈來愈創新的方法來資助銀行，這些方法也變的愈來愈難被一般大眾所了解。針對AIG的第一次紓困是對納稅者比較有利的，不過後來跟隨了三個對AIG比較有利的紓困方案。針對花旗銀行的第二次紓困與對美國銀行的紓困案包含了複雜的資產保證與提供它們低於市價的保險費率。在二月份，第三次針對花旗銀行的紓困案是把政府持有的特別股轉換為普通股的轉換價格定在比市價高出許多—這是個連許多華爾街日報的讀者都會漏讀的資助方案。而且財政部持有的可轉換特別股的轉換權力是在銀行手中，而不是財政部。
最近的紓困計畫—提供廉價的貸款給對沖基金或其他投資人讓他們可以偏高的價格從銀行手中購買有毒資產—是大大的被金融業影響所制定的，而且財政部也不避諱。當Neel Kashkari，一位在Henry Paulson與 Tim Geithner手下做事的資深財政部官員也是出身高盛，告訴國會，”我們收到私人投資者的計畫說，’我們有閒置資金；我們要買銀行的有毒資產’。然後這個計畫可以讓他們開始購買：”藉由結合政府資本—納稅人的資本—與私人投資者的資金並且提供融資，你可以讓這些投資者以一個投資者與銀行都認為合理的價格去購買那些資產。”Kashkari並未提到對第三方合不合理；第三方是納稅人。
就算不提是否對納稅人公平與否，政府的這個方法會有很大的麻煩，因為在金融業做事的方法必須變革的時候，去改變他們傳統的做事習慣是不適當的。一位不具名的資深銀行人士在去年秋天告訴紐約時報，Hank Paulson給我們多少錢並不重要，在經濟轉好之前沒有人會借出一塊錢。”但是沒有健全且願意借貸的銀行經濟也不會好轉。
出路
待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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