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Simon John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經金會(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baselinescenario.com是他的Blog。
這篇文章於2009年四月初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廣大的迴響，細讀之後，發現這絕對是當代的重要文獻。文中Johnson教授以親身的經驗，來剖析本次金融危機的開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觀念，特將此文翻譯，歡迎大家轉寄。越多人能了解，我們就能越早越和平的度過本次的危機。
美國金融寡頭與金融危機
那些金融寡頭與幫助他們的政府政策並不是去年導致金融危機的唯一原因。像是過度舉債與寬鬆的放款標準都是幫兇。主要的商業與投資銀行與對沖基金是房市與股市泡沫的主要受益者，他們的收益來自衍生於一小撮實體資產的龐大交易量。每一次一項貸款被賣出、包裝、證券化與再賣出，銀行都可以收取交易費，對沖基金購入這些商品並壯大，以收取高額的管理費。
因為每個人都變的更富有了，國家的經濟也嚴重的依賴房地產與金融業的成長，在華盛頓沒有人有任何誘因去質疑事情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反而，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與布希總統持續的堅持經濟基本面是健全的，而複雜的證券化商品與信用違約交換的快速成長是一個健全經濟的證據，因為風險被安全的分散了。
在2007年夏天，過度擴張的徵兆開始出現。在過去的快速擴張中，太多的負債產生，即使是一個小的經濟上的錯誤就可以造成巨大的問題；次級貸款違約率的上升就是這個小的經濟上的錯誤。自此以後，從過去新興市場危機的觀點來看，聯邦政府與金融業表現的與大家期待的完全一樣。
現在在多數美國人的眼中，過去金融業的貴族們被赤裸裸的檢視就如同政府領導人與策略分析師一樣。但是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之後，這些金融業的精英重拾他們經濟天之嬌子的地位，儘管他們製造了許多破壞。
美林的執行長，Stanley O’Neal，在2005與2006年的高峰期大力介入了貸款證券化的市場；在2007年10月，他說“追根究底就是我們—我—在次級貸市場曝險過多是錯誤的，我們被缺乏流動性的市場打擊。沒有人比我更為這種結果感到灰心。”O’Neal在2006年拿走0.14億美元的紅利；2007年，他從美林離開時拿走了價值1.62億美元的離職配套。當然現在並不值那麼多錢了。
在去年10月，美林的最後一任CEO，John Thain，被報導他向董事會施壓要求3千萬美元的紅利，後來在12月時減少要求至1千萬美元；不過在華爾街日報揭露之後，在強大的抗議聲中，他後來撤回他的要求。美林整體也沒好到哪裡去，因為擔心美國銀行2009年1月入主後紅利將會被減少，他們提前至12月發放總值40億美元的紅利。在政府對金融業注入2430億美元紓困金之後，華爾街去年發放了180億美元的紅利給位於紐約的員工。
在金融的動盪中，政府必須快速並全力做出反應。在這次的事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不確定性，不確定主要的大銀行是否有能力還債。半調子的措施與等待並無法終止不確定性的存在。做出回應的時間愈長，不確定性的因素會妨礙信貸、破壞消費者信心與阻礙經濟成長，最終會愈來愈難解決。到現在為止，政府對金融危機的因應仍然是延遲的、缺乏透明度並且不願意觸犯金融業。
到目前為止，政府的措施像是因應事件產生：當一個主要的金融機構發生問題，財政部與聯準會就會在週末擬定一個紓困方案並且在周一宣布，然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在2008年3月，Bear Stearns被賣給摩根大通銀行，被認為這是給摩根大通的一項贈禮。（Jamie Dimon，JP Morgan的執行長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董事，他與財政部一起完成了此項交易）。在去年9月，我們看到了美林被賣給美國銀行，針對AIG的第一次紓困還有華盛頓互惠銀行賣給摩根大通，這些交易都是由政府當作中間人。在去年10月份，9家大銀行在華盛頓舉行的秘密會議之後受到了再注資。然後，更多的紓困針對花旗銀行、AIG、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再次)與AIG(再次)。
其中一些交易針對當時狀況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哪一方的獲益，如何獲益仍不清楚。財政部與聯準會並不是依據任何公開的處理原則來行事，反而是提出一個交易然後宣稱在當時情況那是最好的方法。這是深夜密室的交易，就是這麼單純與簡單。
在這場危機之中，政府非常小心的不去觸犯金融機構的利益或者是去質疑把我們帶到這種地步的系統的基礎架構。在2008年9月，Henry Paulson要求國會撥款7000億美元去向銀行購買有毒資產，並且不能對他的買入決定有任何限制與檢視。許多觀察家質疑這個目的是出高價向銀行買這些資產並且把問題從銀行手中移開，確實，用高價購買有毒資產是能幫助銀行的唯一方法。不過這個計畫後來被擱置，也許是因為完全無法讓此方案在政治上被接受。
這些錢後來被用於注資銀行，購買銀行的股份。當危機更為嚴重而金融機構需要共多幫助的時候，政府利用各種愈來愈創新的方法來資助銀行，這些方法也變的愈來愈難被一般大眾所了解。針對AIG的第一次紓困是對納稅者比較有利的，不過後來跟隨了三個對AIG比較有利的紓困方案。針對花旗銀行的第二次紓困與對美國銀行的紓困案包含了複雜的資產保證與提供它們低於市價的保險費率。在二月份，第三次針對花旗銀行的紓困案是把政府持有的特別股轉換為普通股的轉換價格定在比市價高出許多—這是個連許多華爾街日報的讀者都會漏讀的資助方案。而且財政部持有的可轉換特別股的轉換權力是在銀行手中，而不是財政部。
最近的紓困計畫—提供廉價的貸款給對沖基金或其他投資人讓他們可以偏高的價格從銀行手中購買有毒資產—是大大的被金融業影響所制定的，而且財政部也不避諱。當Neel Kashkari，一位在Henry Paulson與 Tim Geithner手下做事的資深財政部官員也是出身高盛，告訴國會，”我們收到私人投資者的計畫說，’我們有閒置資金；我們要買銀行的有毒資產’。然後這個計畫可以讓他們開始購買：”藉由結合政府資本—納稅人的資本—與私人投資者的資金並且提供融資，你可以讓這些投資者以一個投資者與銀行都認為合理的價格去購買那些資產。”Kashkari並未提到對第三方合不合理；第三方是納稅人。
就算不提是否對納稅人公平與否，政府的這個方法會有很大的麻煩，因為在金融業做事的方法必須變革的時候，去改變他們傳統的做事習慣是不適當的。一位不具名的資深銀行人士在去年秋天告訴紐約時報，Hank Paulson給我們多少錢並不重要，在經濟轉好之前沒有人會借出一塊錢。”但是沒有健全且願意借貸的銀行經濟也不會好轉。
出路
待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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