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 John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經金會(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baselinescenario.com是他的Blog。
這篇文章於2009年四月初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廣大的迴響，細讀之後，發現這絕對是當代的重要文獻。文中Johnson教授以親身的經驗，來剖析本次金融危機的開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觀念，特將此文翻譯，歡迎大家轉寄。越多人能了解，我們就能越早越和平的度過本次的危機。
華爾街—通往華盛頓的走廊
當然美國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有全世界最先進經濟體、軍隊、科技，我們也有最先進的寡頭政治。
在落後的政治體系中，權力是透過軍隊或游擊隊等，用暴力或是威脅來交換。在不那麼落後的政治體，特別是新興經濟，權力是透過金錢、賄絡、回扣與海外帳戶來交換的。雖然遊說與競選是美國政治體系的主體，老式的貪腐（透過信封交換金錢）已經是過去式，但是Jack Abramoff仍然存在。（譯註: Jack Abramoff是美國前遊說客，因涉及貪污罪行於2006年入獄）
美國的金融業透過信任體系獲得政治權力。過去，人們認為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是對國家有利。現在，轉變為對華爾街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銀行與券商已經變成政治競選的最大出資者之一，不過它們卻不必像菸草業與軍火業一樣用錢買政客的支持。反而，它們獲利於讓華盛頓的人認知大型的金融機構與自由流動的貨幣是美國在世界舉足輕重的重要原因。
其中一種獲取影響力的管道，當然就是華爾街與華盛頓的人才交流。Robert Rubin曾是高盛的聯席主席，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是財政部長，後來成為花旗集團的董事成員。Henry Paulson，高盛CEO，是布希政府的財政部長。John Snow，Paulson的前任財政部長，離開後成為Cerberus資本管理公司的主席。葛林斯潘在離開聯準會主席之後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券交易商PIMCO的顧問。
這些人的聯繫在過去三屆政府中倍數成長，大大的強化了華爾街與華盛頓的關係。高盛的人員離開公司之後進入公家服務似乎變成一種傳統。離開高盛的人，包含Jon Corzine現任紐澤西州長，與Rubin和Paulson一樣，不只是提供大眾華爾街的世界觀，他們也塑造了高盛是為了美國公眾利益服務的公司。
華爾街是非常有誘惑力的地方，空氣中充滿了權力。華爾街的執行長們真的相信他們握有讓世界運轉的權力。從華盛頓被邀請進華爾街會議室的公僕會被原諒傾向華爾街。在我在IMF工作的時間中，可以常常與美國政府的高層財經官員交流。我記得在2008年初的會議，由一些富有國家的決策官員組成，我意識到要成為一國的央行總裁最好的方式是先為投資銀行工作。
一整個世代的決策者都被華爾街迷惑，永遠都相信銀行說的話是真實的。Alan Greenspan對於無規管的金融業的偏好是廣為所知，不過他不是唯一的人。這也是Ben Bernanke(Greenspan的繼任者)，在2006年說的：“對於市場風險與信用風險的管理變的愈來愈複雜…不同規模的銀行在過去20年都對衡量與管理風險的能力有了顯著的進步。”
當然，這都是幻象。監管者、國會議員與學者幾乎都認為這些銀行的經營者知道他們自己在做什麼。再想一下，其實他們並不知道。例如，AIG的金融商品部門在2005年賺到的25億美元稅前利潤，主要來自出售對於複雜與難以了解的證券產品的低價保險。這種策略常被形容為“在壓路機前撿硬幣”，在正常的環境真可以賺錢，但在市況不好的年度則會變成大災難。去年秋天，AIG對4000億美元證券有保險責任。到現在為止，美國政府在努力援救AIG的過程中已經投入1800億美元，而AIG複雜的模型指出這些不可能發生。
華爾街的權力誘惑甚至延伸到了金融與經濟學的教授，在過去這些教授通常都在學校裡做研究與追求諾貝爾獎。當金融數學在實際金融體系變的愈來愈重要，教授們開始在金融機構中開始擔任顧問或合作夥伴。Myron Scholes與Robert Merton兩位諾貝爾得主，在1994年擔任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董事，不過此公司在90年代末倒閉。其他許多人也走類似的路，這種轉移昭示了學術向金融進軍。
當愈來愈多富人在金融業賺到錢，對金融業的崇拜開始廣泛流傳。像Barbarians at the Gate, Wall Street, and Bonfire of the Vanities，都增加了華爾街的神秘感。Michael Lewis在PORTFOLIO雜誌表示，當在1989年寫Liar’s Poker—關於金融業的內幕—希望可以針對華爾街的傲慢與無節制引起一些憤怒。反而，他發現學生寫信，希望他能再提供一些其他秘密，因為他們把此書當作是一本工具書。“即使像華爾街的罪犯，Michael Milken與Ivan Boesky，都變成英雄”。在一個以有賺錢點子為榮的社會，人們很容易以為金融業的利益是與國家利益一致的，而且金融業的精英比在華盛頓服務的公務人員更知道怎麼做才對美國有益。在華爾家日報與國會的宣揚下，對於自由市場的信念在各處紮根。
在金融活動、人脈運作與意識形態形成的交互作用下，在過去10年間許多放鬆監管的政策出爐如下：
- 堅持資本自由跨境移轉
- 撤銷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對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分業要求
- 國會禁止對信用違約交換進行監管
- 對於投資銀行進行槓桿上限的大幅放寬
- 證券與交易委員會只有輕度（我可以說無嗎?）執行監管
- 允許銀行衡量自身的風險程度的國際協議
- 有意的不更新監管法規，使之無法跟上金融創新的腳步
美國金融寡頭與金融危機
待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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