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 John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經金會(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baselinescenario.com是他的Blog。
這篇文章於2009年四月初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廣大的迴響，細讀之後，發現這絕對是當代的重要文獻。文中Johnson教授以親身的經驗，來剖析本次金融危機的開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觀念，特將此文翻譯，歡迎大家轉寄。越多人能了解，我們就能越早越和平的度過本次的危機。
寂靜政變
香蕉共和國的誕生
以深度與突然性來考量，美國的經濟與金融危機使我們想到了先前在新興市場(只有在新興市場)看到的危機：南韓(1997)，馬來西亞(1998)，俄羅斯與阿根廷(多次)。在每一次危機中，全球的投資人因為害怕這些國家或它的金融機構無法償還龐大的債務而突然停止再借錢給它們。而且在每一個案例中，投資人的恐懼變成一個循環，如果銀行無法展延到期的債務，自然變的無法還債。這就是雷曼兄弟在9月15日倒閉的原因，導致了美國金融機構借貸的資金來源在一夜之間全部枯竭。就像在新興經濟體的發生的危機一樣，在銀行體系的弱點開始的快速影響整個經濟體，導致嚴重的經濟收縮與數百萬人生活艱困。
問題不只如此，這次的事件還有更深層與更令人困擾的相似性，在美國的案例中，產業界的精英—金融鉅子，是這場危機的中心角色，在政府的撐腰下做出了更大的賭注，直到無可避免的崩潰來臨。更讓人警覺的是，他們巧妙的運用了自身的影響力來避免改革。而政府似乎無力或者不願意對抗他們。
投資銀行家與政府官員把現今危機發生的原因歸罪給網路泡沫破裂後的美國低利率環境或者是更好的藉口—“錢在某處停留” —中國過高的儲蓄率。某些人則歸咎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或者是長期以來推廣擁有自住房屋的努力。政府對於安全與健全負責的認知也完全被推翻。
然而這些不同的因素—輕度的監管，便宜的借貸成本，中美的貿易關係，對於自有房屋權的推廣—都有共通處；即使這些政策某些來自民主黨，某些出自共和黨，但他們全都是對金融機構有利的。其他一些政策也許能阻止這場危機發生，卻被忽略或阻止，例如1998年在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Brooksely Born企圖規範信用違約交換(credit-default swaps) 。
金融業並不是一直以來都享有特惠待遇。但是在過去25年以來，金融業蓬勃發展並變的更加有權力。金融業的蓬勃發展始於雷根時代，並且在柯林頓與布希時代藉由減少政府監管而獲得更多權力。其他因素也幫助了金融業的崛起，Paul Volcker在1980年代的貨幣政策導致利率的變化擴大，使得債券交易變的更有利可圖。證券化、利率交換、信用違約交換的發明更是大大的增加了銀行的交易量，而銀行可從交易量中獲利。而且一群年長且富有的人群透過IRA與401(k)計畫（美國的退休金計畫）持續投入更多的資金在證券上。這些因素一起造成了金融服務業的獲利機會大幅增加。
並不令人驚訝的，華爾街與這些機會一起成長。從1973至1985年，金融業所賺到的前從未超過美國國內企業利潤的16%。在1986年，這個數字成長到 19%。在1990年代，這個數字在21~30%之內變化，創戰後最高的數據紀錄。從本世紀以來，這個數字達到了41%。金融業的薪資水平上升同樣可觀。從1948~1982年，金融業的平均薪資在美國國內私人部門的平均薪資水平的99~108%之間。從1983年開始，這個數字持續上升，直到2007年達到181%。
金融業創造了大量且集中的財富，銀行家也取得巨大的政治權力，在美國歷史上是從J.P. Morgan(銀行家)以來從未見到的。在那個時代，1907年的銀行騷亂只靠私人銀行家之間的協調就可解決，沒有政府可以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過去的金融寡頭年代，結束於後來眾多對銀行業的限制，而美國金融寡頭的興起只是近年的事情。
華爾街—通往華盛頓的走廊
待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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