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政變－金融危機對於美國與全球政治的影響 The Quiet Coup by Simon Johnson

The Quiet Coup by Simon Johnson
寂靜政變－金融危機對於美國與全球政治的影響 Albert Lai, James Sa譯

譯序
Simon John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的教授，在2007,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經金會(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baselinescenario.com是他的Blog。

這篇文章於2009年四月初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廣大的迴響，細讀之後，發現這絕對是當代的重要文獻。文中Johnson教授以親身的經驗，來剖析本次金融危機的開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觀念，特將此文翻譯，歡迎大家轉寄。越多人能了解，我們就能越早越和平的度過本次的危機。

寂靜政變
當你幫國際貨幣基金會工作的時後，很快就會知道沒有人會樂意見到你。典型的來說，你的”客戶”只有在私人資金離棄他們、區域貿易夥伴無法提供有力援助與最後一絲從中國或歐盟獲取貸款的希望都消失時才會來找你。IMF永遠不會是任何人的優先選擇。

IMF的專業就是告訴它的客戶他們不想聽的話。我當然知道這些事情，我在2007與2008年在擔任IMF的首席經濟學家時，促使很多外國官員進行變革。當我在1989年與陷入困境的東歐政府和90年代晚期與亞洲私人資本合作時，還有本世紀初與拉丁美洲私人投資者合作時，我都感受到了IMF的影響力。在那些年代中，我目擊了各政府的官員—從烏克蘭、泰國、印尼、南韓與其他地方—在走投無路時舉步維艱的邁向IMF求助。

當然每一次危機都有不同的特徵，烏克蘭在1994年面臨超級通膨，俄羅斯在1998年面臨短債無法續期的困境，1997年印尼面臨貨幣貶值，同年，當外資突然拒絕提供信貸，南韓30年的經濟奇蹟驟然停止。

但我必須說明，對於IMF的官員來說，這些危機看起來都很相似。當然每一個國家都需要取得貸款，但是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做出巨大的變革才能使這些貸款發揮效用。幾乎每一次，這些危機中的國家都必須從超支中回歸到正常，藉由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並且在轉變中盡力避免嚴重的經濟衰退。自然地，IMF的經濟學家花費了許多時間在研究預算與貨幣政策等等。這些經濟上的解決方案通常都不難找到。

基金會高層的真正顧慮，也是邁向復甦的最大阻礙，幾乎都是危機國家的政治問題。

典型地，這些國家會走入危機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這些國家的”有力人士”過度擴張與承擔太多風險。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與他們在私人領域的盟友通常都形成一個緊密連結的群體，寡頭政客用公司大股東的心態以經營利潤導向公司的型態在領導國家。當一個國家在成長的階段，如印尼、南韓或俄羅斯，這些國家之內的產業領導者的野心也在增長。這些產業領導者做出使整體經濟得益的投資，同時他們也開始進行更大更危險的投資。因為他們知道，與政府的關係可以讓他們把任何可能產生的問題推給政府。

以俄羅斯為例，他們假設俄羅斯的能源產業可以永久的增長並支撐消費，俄羅斯的私人公司在過去五年從世界各地的銀行與投資者借入了4,900億美元，但在現在他們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中。當俄羅斯的產業寡頭或精英們利用這些借入資本來進行併購與從事大型投資項目時，他們對國內政治人物的重要性也隨之上升。來自政治界的支持也表示他們可以獲得賺錢的合約，減稅與各種資助。國外的投資者樂意見到這種情況，他們喜歡借錢給背後有政府支持的企業，即使那暗示了腐化與貪污。

這些新興市場的寡頭，毫無節制花費，把整個公司建築在負債上，無可避免的會被市場淘汰。當地的銀行(有時候受到政府壓力)變成急欲借錢給當地的產業龍頭與靠借貸生存的產業。過度借貸的下場總是不好的，不管是對個人、公司或國家來說。信貸市場遲早會緊縮，在你可負擔的條件下沒有人會願意再借錢給你。

隨之而來的惡性循環將會很嚴重。大型的公司處在無法還債的邊緣，而當地的銀行倒閉。昨天美國財政部公佈的“公眾與私人部門合作計畫”被貼上”好朋友資本主義”的標籤。在無法取得信貸的情況下，經濟接著停滯，然後情況愈變愈糟。政府被迫使用外匯儲備來支應進口貨款，還債與應付私人部門的損失。但是外匯儲備總有用完的一天。如果政府無法在外匯儲備用完之前阻止它發生，這個政府將會無法償還外債並且變成經濟棄嬰。如果政府要止血的話，將必須迫使一些不斷流出現金的國內公司破產，而且通常都必須對失衡的銀行體系進行重整。換句話說，一些國內的產業寡頭將被迫出局。

然而，迫使國內的公司破產很少會是新興經濟體政府的策略。相反的是，在危機發生的時候，這些產業寡頭通常都是第一批受到政府幫助的人，例如，提供外幣的支援或稅務優惠或者是，一個典型的克里姆林宮的救援伎倆—由政府提供私人貸款的擔保。援助這些”老朋友”的方式有許多型態。如果必須施加壓力到某人身上，多數新興市場的政府首先開刀的是一般的工作大眾，至少在反抗變的無法控制之前。

就如同俄羅斯普丁政府下的產業寡頭所了解的，最終總是必須有一些人必須在經濟復甦開始前被迫出局。就像在玩大風吹一樣，外匯儲備不可能多到可以照顧每一個人，而政府也沒有能力承受所有私人領域的債務。

所以IMF的官員將會慎重的決定某個國家的政府是否真的準備好了。IMF最終會提供貸款給需要的國家，即使是像俄羅斯一樣。但是，首先它會確定普丁總理已經願意且準備好對他的某些朋友施展強硬手段。假如他不準備把他的一些朋友丟去餵狼，IMF可以繼續等待。當他準備好的時候，IMF會很樂意的提供建議—特別是對於如何把對銀行體系的掌控權，由無能且貪得無饜的”企業家”手裡奪回。

當然，那些普丁總理的“朋友們”會反擊。他們會聯合盟友，利用體制並且施壓給其餘的政府官員來得到額外的幫助。在一些極端的案例中，他們甚至會企圖聯絡他們在美國的盟友進行反制，烏克蘭在1990年代晚期曾取得一些成功。

許多的IMF計畫失敗是因為當地政府無法對老朋友施以強硬的態度，後果都是巨大的通膨還有其他金融災難。如果政府的勢力能夠壓倒過去的產業寡頭或者是這些寡頭自己分出勝負，IMF的計畫則可以成功。在1997年發生在印尼與泰國的真實案例中，是哪一個有力的家族將會失去他們的銀行。在泰國，鬥爭進行的相對平穩。在印尼，鬥爭導致了總統蘇哈托的下台與經濟混亂。

從多年的經驗來看，IMF的人員知道他們的計畫可以成功的穩定經濟狀況與促使經濟再度成長，不過必須在那些製造出問題的寡頭們受到教訓之後。這也是所有新興經濟體的共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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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1/6)